三年前，南方一好友寄来一张小报，在一副挽联的题下说：胡耀福是胡耀邦的胞兄。他是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一个农民。1992年9月6日在老家去世，享年83岁。在他家中设置的灵堂中央，李昭（耀邦夫人）率儿女献的花圈非常引人注目，而最惹眼的，是挂在大门两旁那副挽联：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民。
这副饱含深情的挽联是中和乡当地群众送的，其作者不知为谁，挽联为哀悼耀福所写，实际上说的是耀邦。原来，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在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后，立即与家中亲属约法三章：不准耀福外出作报告；不准亲属们进京找他办事；更不准亲属们打他的牌子办什么事。这样，总书记除自己子女外，耀福及其亲属全在农村。
这副挽联概括了尽人皆知的、人们心底想说的话。所以多年以来，此联在湖南、江西等省辗转传抄，流传甚广。耀邦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不是突出政治，要突出鼻子”
1964年，胡耀邦调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不久，我向陕报总编丁济沧同志建议：“耀邦思想活跃、开明，你今天到省委开完会，可否请他近期来报社讲讲话，把编辑记者们思想解放一下，提高提高……”丁说：“你这建议很好啊，开完会我请请试试。”
事后丁总告诉大家：本来我要求耀邦能否在下星期安排个时间，没料他那么爽快立即说道：“好嘛，现在就走。”就这样他也没带秘书，一个人坐车同我一起来了。那时报社没有大会议室，只好把人叫到临时饭厅，见编辑部只到了五十来个人，丁总让把印报工人再加上炊事班的人员全都叫来，总共才召集了不足一百人。
丁济沧腋窝夹着他床上铺的床单，慌忙往长方形饭桌上一铺，说了三两句开场白，耀邦立即就开腔了：
“……好的，你们喊我来我就来了。看大家让我说什么就提吧！”他微笑着、张望着，同志们这阵反倒一片哑然，拘束、雅静。耀邦突然笑着将饭桌端起来往前移了两三米：“好吧，咱们靠得近一点嘛。你们不说我来说。大家都是报社的新闻记者、编辑呀，思想应该开放些，言行应该活跃些，不要那么拘谨、保守哟。你看嘛，不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蓝色的、灰色的，四个兜兜的中山服、列宁服……女同志难道不敢穿件花衣服？不敢呀，怕别人说你不正派嘛……（这时会场有了笑声）有同志外出十天半月，回来见了女同志握个手，被别人瞅见了还可能指责你不正派，甚至污蔑他俩有男女关系，看，那男的嘛，那女的嘛，他们在一个单位，总是有些关系的嘛！……（这时会场逐渐活跃起来）。
“……我还要说一点是：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把什么事情都要往政治上去拉扯，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体育运动，打篮球、乒乓球，都要突出政治。我看，游泳就不能突出政治，游泳要突出鼻子，游泳不把鼻子突出到水面之上，若把鼻子淹到水里面，那样你就不能出气了，淹死啰！……”
这个话题，如果一位省级领导现今这样讲，或许会获得一片掌声或笑声，但当时不敢，“突出政治”是个极端敏感的话题呀。
耀邦用两只手，紧紧握住吃糠的县委书记的手……
1964年秋季，我在秦岭深山的凤县采访，恰逢耀邦的“七天十四县”调研历程最后一站。
这天我在双石铺街上，遇上县委灶房两位厨师急匆匆走来串去的，一问，那老刘说：“省委的胡书记来了，说是他们四个人的饭只要咸菜，一个热菜不炒，听说这个大干部累得够受，嗓子说不出声音了……说是一定要熬绿豆汤喝，你看巧不巧，咱县委灶上没绿豆，这县粮站也是一粒绿豆没有。这不，我俩在双石铺街面上，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绿豆，咱借，借了打条子，咱一定还……”
我忽然想起一周前听说耀邦到陕南安康汉中各县搞调研。回到县委院内，老远见一位个头不高的人，急匆匆地在一两丈远的原地来回踱步。近前一看，正是耀邦，但他比两月之前消瘦多了。眼睛红肿，嗓子嘶哑。我鼓了鼓劲，还是没有勇气再去打搅他。他七天走了十四个县，凤县是他最后一站。听一位随行同志说，他们每天都要十次八次下车，察看访问，走串乡亲、屋里户内不知多少。每到一县都必听取县上汇报。耀邦每日睡眠至多五六小时……特别是每天都见深山老林里无数乡亲们，脖子上长着那瘿呱呱，使他日夜难眠，一次次打电话向省上有关人员、部门，落实腆盐、医药供应。在汉中亲临汉江两岸视察，当即决定修建一条近一里长的水泥大桥，改变千百年依靠树干搭桥、舢板渡河的危险境况。
在凤县听取汇报，有人饱含泪水诉说他们的好书记李恒顺同志的感人事迹——这位长工出身的抗日干部，几年来下乡排队吃农民食堂，那时的农家食堂多半是糠糠菜菜洋芋汤，他因自家孩子多，常常把县委灶上买的两个馒头带回家分给小孩吃，自己却用糠皮烙锅巴吃，饿得经常面黄浮肿。耀邦听着人们像赞颂一般的汇报，马上站起身走到恒顺同志面前，深情地、用双手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松开……
“把这位党员从危险之中解救出来”
1964年冬季，我到永寿县北塬一条深沟采访一名叫王成才的党员。他因解放时斗争地主是积极分子，之后母亲受报复遭打致残，几年来王成才的母亲多次寻死上吊，王成才自己的地也不敢回去种，背上老娘到处乞讨。回到报社我将这名党员的苦难遭遇，写成“内参”向耀邦汇报了，他及时在“内参”上写上批语发送给咸阳地委，根据耀邦批示的“将这名穷苦党员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百多字的批示，地委派人在咸阳钓台公社，通过当面协商，让成才与一位年轻寡妇办理登记成亲，几年后生有一儿一女，过上幸福生活。
十多年后的1977年夏，耀邦在中组部主持工作，将全国千百万下放干部落实政策。我也从被下放的汉中调回省报。夏收后，王成才将自种小麦磨了一袋面粉，乘车到西安玉祥门（当时没有公交车，他又是柳拐子病腿），行约10华里到我住的安东街，口口声声“王哥，这袋面你不收下我不依！”随手掏出他抄下的耀邦批示，给我念了两遍。接着从另一口袋中掏出一个旧信封说：“王哥，再麻烦你把这三十斤粮票捎到北京给胡耀邦书记。这是我用自己收的粮到粮站换的，你们国家干部每月不到30斤粮票哪能够吃？胡耀邦他……他肯定也不够吃呀。”说到这，只见王成才眼里闪着泪花。但我再三再四劝说他：“好成才哩，你想嘛，他胡耀邦现在■大的官，我咋知道他家地址哩么？”
关心革命老干部，至情至理
耀邦在陕任职的短期内，曾听因病住院的张德生含泪介绍过陈元方同志。陈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被用铁丝捆住双手假枪毙；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被当成“西北的彭德怀”遭受一两个月内十多次批斗，德生哭着说：“这些错批狠斗是由我主持领导的，我是省委一把手。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最对不起同志的、最让我忏悔的事！德生临终前还曾将省上厅部级干部请到医院当面向元方同志道歉。这件事让耀邦感触深刻。1981年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时，将元方调任中央党校任副校长。一年多之后，元方自己仍请求回陕任副书记。这期间，耀邦对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白纪年说：“老同志应向陈元方同志学习，多做些学问，多做些调查研究。”省委及时将这段话作为省委文件下发。
当时在得知这些背景情况，特别是看到耀邦这段指示后，我才将半年前一直犹豫不决，不敢接受的采写元方的任务重新鼓起勇气，花费二年工夫，写成《浮沉亦峥嵘》的五万字长篇通讯。两次出版皆由省委和元方家属寄给总书记耀邦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