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与老北京的风沙

金秋杂志喷薄活力
壮美神韵温馨意绪沧桑情怀

今日头条： 2024年金秋杂志社部门预算

您的位置：西部金秋网 > 资讯 > 指点风雅

文人墨客与老北京的风沙

2020-7-15 01:58

427点击

扑面沙尘滚滚来

近代以前，北京城肆虐的风沙大概是所有到过这里的士人的共同记忆。弘治十八年（1505），刚考上进士的倪宗正驻足在北京的街头，一阵大风挟带着尘土迎面而来，他开始领略到北京的风沙，于是留下了“长安路，长安路，尘埃十丈如烟雾”的诗句。明末，袁中道（1570-1623）在感怀旧事时，也曾有“燕市多飙风，常吹陌上尘。一层尘已去，一层尘又生”的描写。

北风肆虐，沙尘蔽日，这一自然现象成为在北京生活的士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万历末年，俞彦回忆起在北京的点点滴滴，作了《忆长安十首》，其第一首写道：“长安忆，最忆是灰尘，地有寸肤皆着粪，天无三日不焚轮，并作十分春。”俞彦系南直隶太仓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考上进士，授职兵部主事，升兵部员外郎，后官至光禄寺少卿。走过这段在北京不算短的岁月，最让他忘不了的竟是那漫天的沙尘。

说起来，北京的风尘之多，着实令南方士人感到不习惯。万历年间，来自福建的谢肇淛（1567-1624）谈到：“燕、齐之地，无日不风；尘埃涨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又说风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减于海飓，而吹扬黄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见，岁恒一二云。”根据学者研究，北京地区在明朝276年当中，共有95个年份出现过春夏时节大风连日、沙土飞扬的风霾天气，即每三年就有一次。据记载，北京风沙最为频繁的时期为成化、正德、嘉靖、万历以及天启至崇祯年间。这些从蒙古高原南下的风霾，有时可连续数十日或上月。

如天顺八年（1464）二月至三月，史书载“黄尘四塞，风霾蔽天，沙土迭雨，所括之风从西北来，且呼呼有声”。又如成化四年（1468）三月，风沙累日，天坛、地坛的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而嘉靖二年（1523）二至四月，“风霾大作，黄沙蔽天，行人多被压埋”，“黄沙着人衣，俱成泥渍”。崇祯十三年（1640），陈龙正（1585-1645）在家信中谈到：“自二月十九以后，屡大风霾，或连三四日，或间一二日”；三月初三清晨，“黄土弥天”，接着风大作；初五夜，“狂风尤甚，徹旦及申，飞瓦拔树，人马迎风者，皆不能前，且几有吹而倒者”。可以想见当年风霾之可怕！

如此恶劣的气候，令长年在北京生活的南方人常深以为苦。明中叶，薛蕙（1489-1541）写诗咏道：“长安城中不可留，风尘日日使人愁。”而对谢肇淛来说，虽然北京冬季严寒，但他却是“不患寒而患尘”。北京这种无孔不入的风沙，在狂风吹袭之余，常造成室内不论是窗户或是几案，到处都是“飞埃寸余”。而大风一起，“尘沙岂似澜”的情景，“飞沙涩齿牙，雾眼挥酸泪”的滋味，也都在南方文人的诗文中表露无遗。等到退职乡居，遇见北京来的人，依然是“怕说东华十丈尘”。直至清代，北京的风尘一如往昔。清代后期，《燕京杂记》曾云：

黄河以北，渐有风沙，京中尤甚。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觌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

纸糊窗来挡风沙

又云：“风沙之起，触处皆是，重帘叠幕，罩牖笼窗。然鑚隙潜来，莫知其处，故几席问拂之旋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要保持室内清洁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风尘可憎，故李慈铭（1829-1894）曾在同治三年（1864）说，都中有“三苦多”：“天苦多疾风，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贵官。”在这三多之中，除了贵官多之外，就是风与尘了。也就因为这令人苦恼的风与尘，住户多半以纸糊窗来防阻沙尘的侵入。然而整个室内的空气，随着这一层纸的糊上也隔绝了对流的机会。清季，陆费达在《京津两月记》中提到：

北京因患蚊蝇、尘砂之故，窗棂皆不能启，窗心糊纱，四周糊纸。天空空气，因地势高爽，甚为清鲜。室中则异常闷苦，颇害卫生，一日不外出，辄如患病。北人无论男女，无不外出嬉游。南人来者，眷属每不喜出外，终日蛰居家中，妇女之病而死者比比皆然，此亦居京者不可不知之事也。

由此可知，北京由于多风尘等因素，房屋的窗户多不能开启，因此室内的空气异常污浊，对居住者造成伤害，这是风尘对北京居家生活所造成的另一不良影响。

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

在明清时代的北京，人们为了避免风沙对眼睛造成伤害，出门总戴着一种特殊的面纱。此种景况，即徐渭（1521-1593）所谓的“长安街上尘如烟，葛布眼眼风难度”。而王世贞（1526-1590）的《戏为眼罩作一绝》，亦述及了“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如何眼底人，对面不相识”的情形。万历末年，利玛窦在北京也见到这种特殊的景观。他写到：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

透过利玛窦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外出戴面纱，乃是帝国都城的一大景观。据屠隆（1542-1605）自述他在北京的体验云：“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看来即使眼睛不会受到风沙侵入，但鼻孔满是沙尘却是难以避免，生活在北京，出门需要充足的准备，回来不仅要洗脸，还得清理鼻腔。

北京居民这种以纱覆面的习惯，一直到近代犹然。乾隆年问，汪启淑曾说：“正阳门前，多卖眼罩，轻纱为之，盖以蔽烈日、风沙。”民初，雷震亦云：“京师尘土蔽天，风大时，耳目皆为之闭塞，路上行人，往往以手巾覆面。”

为了减少街道的灰尘，清代官方没有“泼水卒”，专责泼洒街道，这也是北京令人记忆的一景。“泼水卒”在明代虽未见记载，但清代这一制度有可能是继承明代的。清初，周长发（1696～?）在《燕台新乐府·泼水谣》中云：

沿衢唤泼水，怒马华轩尘四起。老兵健卒声喧阗，汲泉贮桶排门前。瞥见密云愁不雨，白龙手幻飞溅溅。一车百钱办不易，即论苦水犹烦费。宝此惟供马足清，瓶盆涓滴休轻弃。饥者独担，劳者弗替。敢辞蕴隆日日劬，不则里正申申詈。

从诗当中可以看出，街上有兵丁专责洒水，但由于北京水贵，一车需要铜钱百文，故兵丁责成里正，要百姓将用过的水省下，届时用以洒街。由于定时泼洒，北京城内的御道，据说是洁净如拭。乾隆年问，蒋士铨（1725-1785）在《京师乐府词·泼水卒》中曾云：

城内天街净如拭，老兵泼水有常职。软尘不飞带余润，风伯扬之无气力。汛扫反道见礼经，负土抱瓮兼守更。司寤掌夜比都候，宵行夜游分以星。街心除扫如镜平，驱驰但许官车行。微风细雨真堪乐，坐对军持怕久睛。

这一首诗述说了泼水卒的职务与心酸，他们除了平常洒水之外，还得负责整理道路、扫除街心。也就因为他们的辛苦，街道中央的官道与御路，才得以平整而干净。一般而言，洒水多在黄昏，故净香居主人《都门竹枝词》云：“马蹄过处黑灰吹，鼻孔填平闭眼皮。堆子日斜争泼水，红尘也有暂停时。”

这个制度，直至清末犹在。民初，陈师曾（1376-1923）在《北京风俗图》中就画有泼水夫，并赋诗曰：“风伯扬尘起，素衣化为缁。勺水勿嫌少，功泽胜雨师。”不过，洒街的水可能不尽然是清水。19世纪之末，英人Henrv Norman曾记道，北京每当傍晚时分，会以城里沟渠的沟水（liquidsewage）洒街，这些沟水多含有泥巴，这样一来，洒街的效果大打折扣：等到泥干了，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直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