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35年前参加廖承志同志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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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35年前参加廖承志同志追悼会

2018-12-05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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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我父亲孙作宾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在京出席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刚好我当时也去北京公干，就陪父亲一起住在了京西宾馆。有一天，父亲接到6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为廖承志同志开追悼会的请柬，因为我对廖承志及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一直充满着敬仰之情，所以便和秘书王福祥商量后，决定由我陪同父亲去参加追悼会。

那天，我们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父亲因为有我陪同，就没有再带拐杖。然而在进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时，我却被拒之门外，因为工作人员只允许被邀者本人入场，示意我在会场外面等待。我耐心地向工作人员陈述老人需要陪同的必要性等，最后他们还是没让我进，只是让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照顾我父亲步入会场。我为不能参加廖承志的追悼会并陪同父亲而感到怅然若失。

当我正准备到天安门广场转转，以等待会议结束之时，恰好碰到一件举手之劳就可以帮一把的事情：3个人正吃力地抬着一辆坐着人的轮椅登台阶，我连忙搭手帮忙把这辆轮椅抬了上来。当坐在轮椅上的人向我致谢时，我才发现那人是身有残疾的邓朴方，大概当时的人民大会堂还没有方便残疾人的无障碍通道吧。

当我再次下台阶时，又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舒同，他同时也认出了我，他是才从山东省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受邀前来参加廖承志的追悼会。寒暄过后，舒同伯伯对我说:“晓东，我欠你的字，一定要给你的。”1975年，舒同住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等待问题的解决，当时我给他理发时，提及陕西人都很喜欢他的字，他当时答应给我写一幅字。没想到已年近八旬的舒伯伯，至今还记得8年前的这件事，这让我很感动。在进入追悼会现场时，舒同也被工作人员阻拦在门外，原因是他的请柬没有带在身边，还在车里放着，于是陪同的人赶忙去取请柬。就在这个当口，门内的一位中年人认出了舒同，一边口称“书记”一边把舒同带了进去。

当我第三次往台阶下走时，只见那位陪舒同来的人手持请柬急步迎面奔来。我告诉他舒书记已经进去了，他不由分说便把写着舒同名字的请柬递给我，大概他把我当成工作人员了。于是我再一次来到追悼会现场门口，把舒同的请柬送到工作人员手中，工作人员对我做了个“请进”的手势，终于让我顺利地参加了廖承志同志的追悼会。

整个追悼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进入会场，站在最后面能看到我父亲身影的地方。这时，身旁的小门打开了，五六个人簇拥着邓小平同志走了进来，我与他老人家最近的距离不足两米，他的形象真真切切地进入我的眼底并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致悼词的声音也长久地在我耳边回响。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张关于追悼会的照片中，我发现，最后一排小门旁的大个子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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