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旅明

1977年秋天，我从插队的红旗公社九张大队回咸阳办事，父亲告诉我，全国将通过统一考试录取大学生，希望我能在家里复习一个阶段的功课，这样考试的成绩会好一些，录取的可能性也会大一些。

我在插队的近3年中，一直未放弃学习，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和我的上学经历与学习爱好有关。我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就被西安日照新村小学推荐，通过考试进入西安外国语学校上学。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一直过的是集体生活，每周上5次外语课还看一次外文电影。“文革”中我父亲被关，我也回到宝鸡扶风县长命寺初等中学上学。上高中时，我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代表，成了我们整个毕业班唯一上高中的学生。那时全县才3所高中，5个公社的学生中只有80人上了县里的高中。我父亲“解放”后，我转入咸阳二中继续上高中，在初、高中阶段我一直是物理、数学课代表，所以在农村劳动之余和阴雨天无事可干时，我就会自觉地进行文化学习，学习之后我总会觉得有些充实。当时对学习比较能够接受并且对考试抱有较大希望的知青以年龄较大的、家庭成分复杂的和已经成家的居多，这批叫做“老三届”的人过去的学习基本功也比较扎实，所以在1977年的高考中这批人的入学率大概占到了20%左右。

在家复习的日子是单调且难熬的。没人辅导，不知道重点，找出上高中时的各科书本，等于又自学了一遍高中的课程。当时我和插队的大弟都在家中进行复习，家里的口粮（当时粮食是凭购粮本定量供应的）立即变得十分紧张，要吃杂粮而且只能勉强饱腹，现在想来，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拼搏过来的。

那时的信息沟通也很落后，父亲凭着他的人生经验有天对我说，回公社去看看，大概应该开始报名了吧？结果我骑自行车回到大队一问，报名竟然已经结束，于是连夜赶到公社，敲开知青专干的房门，才算报上了名。在当年12月份进行的高考过程中同样也不顺利：考数学时，不知是纸张还是墨水的问题，答的题印在纸上犹如放大镜下蜜蜂腿上的绒毛，长满了飞刺，好在勉强可以看清字迹；答题也是匆匆忙忙，从考场出来后和别的考生一对答案，发现自己竟然少答了一道题。好在父亲并没有责怪，母亲也照例在第二天早上荷包了两个鸡蛋。语文的作文题目是《最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毛主席去世的9月9日，当然用的副词一定不少，当时的文风就是如此。印象比较深的是一道物理题，间接地告诉了路程和速度，就等于告诉了距离；有一道化学题与当年张铁生未答的溶液配制题非常相似。后来我得知，我们那个考场50多人只考上了2人，我去了西安医学院，另一位吴姓同学上了西南交通大学。

接到体检的通知，先查眼科，当时我右眼视力1.0，左眼1.2，但我却自作主张地既测了矫正视力又测了裸视。过了几天没见动静，我和父亲只得去问市二院的外科主任（老乡）王克俭体检结果如何。他告诉我，正要通知你来复查视力，入学的裸视在1.0以上就行，你为啥又测矫正视力？等我解释完原因，才算过了体检关。在填写报名志愿时，我分别填了西工大物理系、西北大学历史系和西安医学院。

第二年正月，当我回到生产队，竟然在报纸堆里发现了西安医学院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在报名、考试、查体、录取这4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不是风平浪静，但我人生的命运最终还是得到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