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文杰

双仁府是西安西南城脚下一条老街巷，在原隋唐长安皇城司农寺草坊与大社处，南口对着城墙，北口接梆子市街。

双仁府名字的由来，说法颇多，一说：明代双仁府的南端有两家邻居，一家院中有一棵果树，越过墙头，每当果子成熟时，对面院子绝不会去采摘越过墙头的果子，对掉落下的果子，还会一个个捡起来送还邻居。而果树主人之家，必定采了果子给对面院子送过去，让他们尝鲜。十几年间，年年如此，这种邻居之间互敬互爱的仁义之举被人称颂，这条巷子才被称为双仁府。二说：清朝时此地有沈家叔伯两弟兄，都在外地做大官，兄长的儿子叫沈仲仁，兄弟的儿子叫沈仲义。小兄弟俩为争地皮打起了官司，地方官批评他们说：“仲仁不仁，仲义不义”。后来，老弟兄二人相继回到西安老家，知道了这件事。老兄长感慨道：“一番相见一番老，焉得何时为弟兄！”并批评了自己的儿子仲仁。老兄弟也劝自己的儿子仲义说，都是自家弟兄，“让他一墙又何妨！”于是兄弟两家和解，共同让出了一块地皮，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人们把这条路称为“双仁府”。

双仁府这条巷子是我的祖上居住之地，我家在清代并不姓朱，是由康家过继给朱家的，康朱两家可能是姑表或姨表之亲，而康家就曾住双仁府。我父亲回忆：他小时候，随着我的曾祖父到双仁府康家去拜过年。我小学在东西甜水井街小学，双仁府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而且一走就是6年。

这条巷子最吸引我并于我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就是双仁府大巷口南边的一家娃娃书店，我们那时把连环画叫娃娃书。上世纪50年代，没电视、网吧，电影、戏剧也看得少，一年看不了几回，接受资讯来源非常贫乏。而这家小小的娃娃书店，可能成了我接受课外教育的惟一启蒙之地。在这里阅读了全套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等，培养了我对历史的特殊兴趣，那里边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我至今都熟记着而且能够张口就来。我从小爱好美术绘画也是从这小人书上开始的，曾临摹画过《三英战吕布》《长坂坡》《秦琼卖马》等。记得我从小喜欢马，对戏剧中以马鞭代替马，特别不满足，那年月喜欢的电影也是要有马，如黑旗军的《宋景诗》、苏联电影《夏伯阳》、几个欧洲国家合拍的电影《十字军》，因为其中都有战马。

地处西安老城墙内西南隅的双仁府，环境幽雅，闹中取静，街道两旁多为有钱人或达官贵人之府邸，是西安官、商、名士汇聚之地，深宅大院多，有不少气派讲究的高门楼。“文化大革命”时给街巷胡乱改“革命”的名字，双仁府这明显有封建残余意味的街名在1966年曾被改成育红街，记得当年红卫兵抄家时，这巷子里有人在街上骂，改了这个烂名字，育狗屁红呢？育出来这一帮子瞎瞎红卫兵。

住在双仁府14号的是我小学同学刘正定。他父亲刘伯超，周至县马召乡富饶东村人，保定军官学校8期毕业，曾先后任西北军孙蔚如部38军军参谋处长和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1936年随张杨参加西安事变，积极主张抗日，1937年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1938年出征抗日前线，指挥作战在中条山，并兼任河南沦陷区游击司令，是一位卓有贡献的抗日爱国将领。刘伯超长子刘冠英，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留学英国4年，勤工俭学，60年代初任西北电管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在电力理论和建设上颇有建树，对西北电网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刘正定家四周邻居，不是当年陕西省军政大员，就是西安城中数一数二的财东巨商。他家隔壁13号院住的是国民政府陕西省财政厅长温天纬及国民党西安城防司令曹尔辉；和他家隔几个院子，还住有西安黄河棉织厂姓翟的董事长；稍远一点有个一二百米的双仁府大巷子东口，还住过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董钊。临西安解放前，这位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陕西省主席，就是从这里随胡宗南部仓皇南逃汉中、四川的。

尤其是斜对门51号住的大财东、西安最有名的古董商谢文卿，在西安开有“晋盛丰”“长盛钰”“丰盛益”几家银号，是西安有名两大财东“东张西谢”之中的西谢。上世纪20年代前后，谢文卿被古董收藏界誉为关中收藏巨匠，并获“西安藏瓦，以谢文卿为第一”之美名。西安稍后一点的另一位文物家收藏家，曾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陕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主任的曹仲谦，大约在1942年，从友人李问渠处获悉谢家欲出售数世珍藏之文徵明山水中堂，即火速赶往西安双仁府谢氏寓中求购。曹氏日记曾如是记道：“昔谢文卿藏文衡山（徵明）山水一轴，精美异常。谢死，物为其后人售出，辗转归余藏庋。虽耗费巨金，终不为悔。暇日夜半，灯暗人寂，辄张之于壁间、展玩数过，至不能寐也……”由此可见谢氏收藏档次之一斑。

大财东中，双仁府还住过一位叫姚文青的（后搬到卢进士巷），泾阳姚氏第9代，是得到于右任、吴宓等陕西文化名人认可的爱国儒商。1929年关中大旱时，姚文青捐出5000块大洋买粮食赈济灾民；解放前，姚文青与于右任一起，建起了泾阳县的第一所中学；为泾阳县图书馆捐赠全套“四部备要”；1952年抗美援朝，姚文青将自己积蓄的700多两黄金全部捐给国家买飞机；公私合营时，姚文青将自己仅剩的两处商业茶厂和沙场捐出。

大收藏家中，还有曾经住过双仁府52号的阎甘园，是西安的著名书画家、文化学者和陕西出版界的元老级人物。阎甘园，蓝田人，号“晚照楼主”。自小就有“奇才”“神童”的雅号，年12进县学，17岁中秀才，名列榜首；中秀才后的第二年，阎甘园带着一只大老碗和200铜钱，徒步90多里，到达省城西安，先住西门里桥梓口的蓝田会馆，后创业成功，在双仁府和南院门置有宅院。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6月，与颇有资产的毛昌杰创办了陕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报纸——《广通报》。阎甘园出任社长兼总编辑，聘请陕西籍御史宋伯鲁和三原于右任为特邀记者。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6月20日和毛昌杰借寓西安双仁府大巷三义庙出版了《时务丛抄》。阎甘园是清朝末年的新文化倡导者，办报纸、办学校、建剧院、演话剧等等，一生所干大事件件不凡，皆开陕西风气之先，是陕西近代史上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在古玩文物方面，阎甘园先生是西安最大的行家，普通藏家，惟观阎氏所好而确定收藏方向。1924年夏，鲁迅应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暑期讲习会之邀，从北京至西安讲学。在讲学之前，鲁迅和《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相龄、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钟凡、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定模等人至阎甘园家，观看了阎甘园收藏的书画、金石文物，阎甘园赠给鲁迅《朝侯小子残碑》拓片一帧。鲁迅从未见过指书，甚以为奇，阎甘园当场以指作书一幅，送与鲁迅，宾主尽欢。鲁迅握着阎甘园的手说：“炎夏遇知己，可算同路人。”又赠给阎甘园第三子阎秉初一个精致的铜墨盒。此事，鲁迅在日记中载：“七月十九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中看画。”

阎甘园还是一位享誉全国的书画名家，1927年，冯玉祥以阎甘园为师，研习书画，他在上海由柳亚子介绍，入南社，与黄宾虹、张大千、张善孖、王一亭等交往频繁，刘海粟聘其为上海美专金石考古顾问。他出版《晚照楼书画集》（第一辑），由著名山水画大师黄宾虹题签。陈泽秦先生谓阎甘园：“书法，是真、草、隶、篆无一不精；画是山水、人物门门兼工。”

阎甘园在书法上也功力了得，辛亥革命后张凤翙在任职陕西都督期间，和张聚亭曾登门拜访，称阎甘园：“先生乃当世奇才，堪称三秦才子！”张凤翙曾给西安的4个城门命名，并请著名书法家题字：最重要的南门命名为“永宁门”，请阎甘园先生书写；张自己题了命名为“安远门”的北门；命名为“安定门”的西门，由居住在西城墙下白鹭湾的刘晖（春谷）书写；命名为“长乐门”的东门，让居住在西南城角土地庙十字的宋伯鲁书写。后来，张凤翙还和阎结成儿女亲家，一时传为佳话。1942年，阎甘园去世，张凤翙主持料理丧事，并为之书写墓志铭、篆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双仁府南头大巷子之西还住过一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周星白先生，他的儿子是我在西安市27中的校友、高我二级的学兄。本来他父亲不准后辈提这件事，但作为儿子想到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被群众专政，残酷迫害致死，为还历史一个真相，背悖着自己对家父“要烂在肚子里”的三缄其口的承诺，为父亲撰写了《永远的丰碑》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父亲周星白（曾用名:周义赓、周直甫），产业工人，代表江苏第3C.C.P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父亲参加了3次工人武装罢工，在‘4·12’大清洗中被捕。‘9·18’事变父亲随军撤离沈阳，又浴血淞沪会战……”关于他父亲在“文革”蒙冤之事，中共西安市机械工业局党组发了平反文件。摘录几句如下：“同意你厂党委对周星白参加‘防谍组’‘复兴社’‘三五联谊社’‘潜特’问题予以否定的意见。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问题，可以照因公死亡处理。”当然笔者的一篇小文不可能展开描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中的惊险曲折、风云变幻、人物际遇、大浪淘沙，我也弄不明白，光想着，这双仁府也太神奇了，中共一大代表竟与此巷结缘。

可以说双仁府是西安人文荟萃之地。就是解放后也文脉不断，张艺谋上小学时住过这里，这里还有太白文艺出版社的住宅楼，住有太白文艺社社长兼总编的文化学者陈华昌等。俗话说人杰地灵，对于一座城市、一片地方来说，人不杰何以地灵呢？有名人在此诞生、成长、创业、寓居，是其历史遗产中最值得骄傲的部分。一处名人居所被凝固在一座城市中，这座城市就会被名人照亮。例如鲁迅之于绍兴，毛泽东之于韶山冲……同样道理对于一条老街巷来说，是一样的。这是延续着历史的经脉，存储着不可再生的人文生态，以及城市记忆中最为细节的、最为深刻的“人”与“灵魂”的生命遗存。而人所具备的精神光辉是永不会消失的，这条巷子有了这样的人杰，这条巷子才有了精气神，才不会被人轻视，被人遗忘。才会留在人们记忆中，即便这条巷子改名了，不存在了。